什么是僵尸企业？根据官方表述和业内解读，应该是指没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低效占用资源，特别是依靠财政“输血”、银行贷款存活，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。
有学者还给出了量化指标：那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、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公司，都可以称为标准的“僵尸企业”。
近期，各部委、地方政府亦重拳出击，积极部署化解产能，稳妥处置“僵尸企业”。央企则被看做是清理的主战场。
僵尸企业是怎么形成的
“归根结底还是低端产能过剩”
“减产（和停产）方案已经跟公司相关部门打过报告了，撑不住了。”长叹一声后，一位有着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某央企地方公司“老兵”王明（化名）告诉记者。
这家不愿具名的央企地方公司只是众多央企中规模最小的单元之一，它身处产能过剩行业，如今企业的现金流出了问题，即将面临停产。
作为公司管理层，王明告诉记者，目前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产能过剩。
“其实，原来因为控制了市场约70%的产能，我们央企还有话语权。但自从民企投产了以后，像山东几个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占据了市场份额，我们连话语权都丧失了。”王明说，自己所在的企业所处的是一个产能过剩、竞争惨烈、优胜劣汰的行业，是央企中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。
但无可回避的是，无论是央企还是民企，严重产能过剩正在挑战着整个行业的经营底线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从这一年的第三季度开始，该行业产品价格迅速下滑，此后四五年间，市场环境愈发严峻。2011年，每吨铝制品的价格是16000元，2012年为15600元，2013年下降到14400元左右；如今，价格已不到13700元，据说这已不抵行业平均成本。
“公司走入这样的困境，归根结底，原因还是产能过剩，并且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。想当年产品卖到6000多一吨的时候不是一样卖吗？而且当时矿石100多元一吨，成本非常低。”王明对记者表示。
“就跟生物链似的，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要了，没有人用了。其实，我们也寄望于将产品深加工，丰富产品种类，拓展下游应用领域。然而还是由于技术水平限制、创新力度不够，因此在行业的深加工等方面还是欠缺。”王明直言，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低端产能过剩，“举个例子，在汽车配件上，能用铝材的地方都不用钢铁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其他的还能向哪里拓展呢？”
然而，即使在恶劣的行业形势下，像山东魏桥、山东信发等国内一些较大的民营铝制品生产商，仍保持一定的盈利能力。
王明告诉记者，氧化铝生产的技术，最早对民企来说是个瓶颈。但随着大量投资涌入行业，央企内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大量流失，核心技术已经成为“公开的秘密”。“只要你有钱，就有人来帮你建厂，来帮你组织生产。目前来看，还有好多民企要上氧化铝项目，民间的钱太多。”王明说。
僵尸企业生存现状
剥离人员、变卖资产，千方百计上缴利润
王明告诉记者，为保障上缴利润，2015年公司确实用尽了办法，“包括我们把矿石挖出来以后，品位好的矿石卖给民企，品位差的自己用，降低工人工资，变卖资产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增加非经常性盈利，终于完成了总公司分配的任务，上缴了数亿的利润。”
企业经营已经如此困难，为何还要保证上缴利润？
“这是我们央企的通病，效益好的时候，把底下进货权、销售权等都收上去了。子公司只搞生产，就是一个车间。效益不行了，赔钱了，销售不出去了，又把权力都下放下去了，只规定上缴利润总额。交不上了，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。现金流要断了，那你就彻底停产，总部没有钱扶持你。”王明直言。
对此，工人不是没有埋怨。
据他介绍，早在2015年1月，公司就确定了剥离人员的具体方案。方案保留操作工和管理人员，选择剥离电、钳、焊、清理等辅助工种。辅助工种仍维持此前的工作量，但只保证原工资的75%。想要保持原收入水平，只能靠工人个人在周围的企业“找活干”。
根据这个方案，2015年1月，公司“被剥离”人员达5000余人。
“2015年职工收入很低，很可怜。”王明说，“上班20年以上的工人，包括现场的操作工，一个月也就是2000块钱，其他人一个月只能拿1500块左右。”
“央企就是这个通病，头重脚轻。前两年，北京总部办公楼还往外出租呢。但随着这两年‘做大做强’，总部也不断扩张，现在还得租别人的办公楼。”王明坦言，“有什么办法，就是父子关系，我们是人家儿子。”
僵尸企业眼中的“去产能”
企业每次改革，都是高成本运行
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去产能为2016年中国经济的五个主要任务之首。李克强总理指出，认真论证并合理确定未来三年钢铁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目标，设定钢铁和煤炭全国总量“天花板”。此后，去产能在政策和舆论层面开始迅速发酵。
如今，摆在王明及其同事面前的直接问题是，2016年到底要不要减产？要不要停产？
王明透露，针对目前企业的情况，内部拟定了几个方案。总体来看，若全面停产，亏损将高达十几亿；若部分停产，亏损面相对较少；若仍维持生产，亏损面相对更小。此外，还有一个重组的方案，将与其有关联业务的子公司合并，如此能够减少数百万的关联费用。
与此同时，人员剥离的方案也在酝酿，王明的数千位同事面临着未知的未来。“也不叫解聘，叫放长假。就是给点生活费，总部也是爱莫能助啊。”王明说。
“其实，我们每次改革过程中，都是高成本运行。”王明直言，每次要出台政策，从总部“放风”出有关改革的消息，到真正实施方案“金锤落地”之后再过上一段时间，公司的生产成本才能回正常，这期间生产都是高成本运行的。
“因为大家心里都没底了，下一步我去干什么，我还能不能在这儿，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前途了，谁还操心厂里的生产问题啊，所以生产事故不断。这样一来，生产成本能低么？”
僵尸企业如何看待自己的明天
“死不了，想划归地方”
王明表示，看到有关于“僵尸企业”的新闻，他们确实心生警惕。他对记者分析指出，自己所在的公司一旦全部停产，直接影响的人群将达10万。“除我们公司之外，业务相关的几个下游企业以及为我们供电和供气的企业都会受影响，这些企业的员工及其家属估计在10万人左右。这还不包括间接做生意的。”王明说，“1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，这可是个大事。”
“客观上讲，我觉得‘僵尸企业’还是会存在的。”王明直言，“毕竟这些企业仍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，稳定家庭就是稳定社会。”
其实，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建设的大型国企，王明所在的公司在30多年的建设发展中，确实为地方经济和周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王明直言，地方政府不会愿意看到“僵尸企业被清理”的情况，因为要保持社会稳定。自己所在的县级市共30万人口，仅围绕自己所在的企业伴生的人口就占三分之一。“三分之一的人不稳定了，怎么办？”
王明称，据他了解，其他产能过剩企业有别的办法获得放贷或政府的支持。“比如某地方国企，其所在省份的地方政府直接问他们今年赔多少？赔19个亿，给你20个亿。还有一家地方国企，一个月地方政府补贴一个多亿啊。但是对于非地方国企的央企呢？地方政府会不会给这样的补贴？或者采用什么样别的方式？”
“针对即将面临的减产或停产的可能，我们已经给市政府打报告了。”王明说。然而，王明对于能否获得这样的“输血”表示悲观，因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堪忧。（来源：中国经济周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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